刘一民穿越前是个学生，并没有社会工作经验，但是有一定的理论知识。穿越后领兵打仗、虎踞山东，见的多了，思考的多了，看问题也就深刻了。他提的到工厂去、到农村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嘴啃到了豆馅，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现在的辽宁地面，可以说乱的很。
我军强势横扫，日伪军残余武装、汉奸、特务逃无可逃，有的就就地隐蔽，伺机再起。
满铁等日伪大型企业的管理人员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当俘虏的当俘虏，日伪大型企业的技工业都成了俘虏，没有了这些管理人员和技工，光靠一心抗日的中国劳工，这些企业一时半会儿都开不了工，就算是开工也达不到原先的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至于各地的日本人、伪满汉奸们开的各类店铺也都关门大吉，市面显得异常冷清。
城市是这样，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原先赵勇刚北进先遣队和抗联各部队组成的小武工队活动的地区好说，有群众基础，迅速起义，摧毁日伪的农村政权体系，但东北这么大，抗联部队和赵勇刚的北进先遣队人数少，撒在东北大地上犹如撒胡椒面一样，只能有选择的在重点矿山、地区开展工作，覆盖面有限。这样以来，随着我军的快速推进，旧的日伪政权被铲除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权短时间内来不及建立，许多地区就成了权力真空地带，受日伪奴役的老乡们一边为获得解放欢欣鼓舞，一边在观望彷徨，等待着形势的进一步明朗化。
这是大军北进后必然出现的现象，不可怕。可怕的是另一种现象，那就是干部队伍中悄然滋生的官僚主义现象。
这一次我军进军东北，不同于占领陕西和攻占太原、天津、青岛、济南、上海。陕西穷的很，西安城里破破败败的，连成都都比不上，留给红军的是嗷嗷待哺的饥民。太原比西安强的多，但是当时我军没有长期占领的打算，以搬运缴获物资为主。天津、青岛、上海都是这情况，我军都没有做固守打算，更没有动员这么多干部到这些大城市去。这次我军进军东北，是要长期坚守、直至彻底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的。东北又比关内富裕的多，抽来的干部都是根据地的骨干，长期奋斗在艰苦的环境中，许多人连抽水马桶都没见过，这一进了沈阳城、大连城，满眼都是日式别墅、公共汽车、小汽车，暖气烧得滋滋响，而且这些日式别墅、小汽车都成了我军的战利品，干部们住进去后有的就不想走了，想把自己的办公室设进去。东北局会议结束两天了，刘一民还没接到他最想要的某某工厂恢复生产、某某村选举抗日村长一类的报告。
刘一民是穿越者，与陈云、李富春、罗荣桓、项英、彭真他们相比，多了对后世**现象的认识，深知物质诱惑对干部队伍腐蚀的严重性，这才写出了《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社论。
这篇社论是交给新任《辽宁日报》总编王鹏举拿去发表的。
陈云、李富春、项英、彭真四个分管地方工作，看到社论后，马上就意识到刘一民对地方工作进展不快焦虑了。
陈云过来找刘一民，详细通报了组织、培训各工作队的情况，然后就劝刘一民说，事情得一件一件办，饭得一口一口吃。东北局会议开过了，忙了几天，各地的主要领导干部也都到任了。但是，他们也有一个熟悉环境、组建工作队的过程，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辽宁这么大，看着铁路、公路发达，实则有些地方还不通铁路公路，派去的干部队都还在路上行军呢！
陈云是刘一民非常敬重的领导，也算是肝胆相照的战友，刘一民和他可以无话不谈。
刘一民告诉陈云，政权建设必须抓紧，有了基层政权，才能有粮食、有兵源，这个事情必须快，不能慢。慢了的话就会拖主力作战的后腿。如果，基层政权建起来了，组成了军分区、县大队、区中队、民兵队，主力就可以不用再守备地方，集中精力与关东军、伪满军作战。由于地方政权没有建立，我们的眼睛不明、耳朵不灵，还得抽调主力部队担任地方守备，稀释了主力兵力和战斗力。现在，日伪军已经彻底惊醒，接下来就是你死我活的大战，考虑问题得从最坏处着想，日军那么狡猾，绝对不会摆出架子、一动不动的让我军猛揍，他们很可能会搞最擅长的迂回攻击，打在我军防御薄弱的地方。说不定小鬼子还做梦出奇兵偷袭沈阳呢！
陈云是我党久经考验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政治上比刘一民老练的多的多，只不过是没有刘一民的穿越者带来的那种先知先觉的优势而已。刘一民说的这些他都懂，而且也很焦急，嘴上都急出了小水灵子泡。
陈云提出，可以暂时间把辽宁划分为两类地区，一类地区比如辽阳，属于腹地，相对比较安全，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沈阳、大连的物资向辽阳地区转移，重点组建辽阳地区周围几个县的政权组织，作为我们的核心根据地。二类地区就是辽东半岛、辽西、辽西北、吉辽交界地区，作为可能遭受日军重兵攻击地区看待，必要时可以暂时放弃。
陈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他的提议是根据目前东北局势提出来的，等于是未雨绸缪，提前预备关东军和伪满军的重兵反扑。
刘一民想了一下，告诉陈云，没这个必要。我们要先敌部署、先敌发动，打日军的要害，力争迫使关东军和伪满军不能随意集中力量攻